人生为一大事来
文：张宇翔 摄影：丛军
汽车模型收藏及鉴赏家董跃生老师的办公室在北京三元桥地区的“时间国际”大厦。办公室里面没有闲着的墙壁，所有不带窗户的立面，几乎都顶天立地靠着汽车模型陈列柜，留给办公用的空间有些狭小。但三千多套各种品牌、各种年款、各种比例的汽车模型，让这里在汽车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变得海阔天空。更可以确定的是，北京城区，再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对各种“汽车”完全不限行的地方了。
这里无疑是模型迷们的终点。愿意静下来观赏，这里就是一座汽车博物馆；有了不愿错过的购买目标，这里就是4S店；希望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这里就是车友会；准备和董老师聊聊汽车文化和模型收藏，这里就是一个实验室……“汽车”就是这里的官方语言，懂这门语言，就有的是事儿可干。
小车模里的大世界
楼下的收费车位里，时间正在以9元/小时的速度悄悄溜走；在汽车模型的身上，岁月却是完全静止的。无论是车身材质、外形尺寸、车身涂装还是细节制作，每套车模都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底版——这让
汽车模型有了基于时间的文化意义，让车模成了汽车工业的镜子。以它为鉴，可知百余年来，汽车工业的兴替与得失。这便是董跃生先生投身车模的最深层动机之一。因此，他成为了汽车模型收藏家、鉴赏家而不仅仅是一位产销车模的企业家。经过他多年努力推动，中国收藏家协会将汽车模型列为第十一大系列的收藏品。同时，收藏家协会也授予他国内唯一的汽车模型收藏家、鉴赏家称号，他的车模还曾经作为珍品荣登中央电视台的《鉴宝》栏目。
“时间国际”大厦的名称，暗示着董老师的事业，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追寻能见证历史发展的精品。对这些精品车模的追求，不需要摇号却难过摇号。一次在寻找奔驰经典车模林宝迪特时，董老师查阅了无数资料、联系了无数人，锁定了两位有此藏品的国内藏家，一位在广州，一位在上海。董老师说走就走，直奔两地。广州藏家的车模品相比较差，董老师转身就去了上海，上海藏家的车模又已被别人捷足先登。失望虽然有，信心依然在。最终，远隔万里的一位美国藏家被董老师找到，与董老师交流了多半年，终于被他感动，将自己的珍品转手给他。在车模收藏的道路上，类似这样诚意胜过“三顾茅庐”的经历，董老师有很多。
有眼力，有执着，就有收获。董老师的精品收藏数量成了时间的增函数，车模逐渐填满了一个又一个展柜。几乎每辆入得展柜的模型车都能延展出一个典故：有的车模纪念的是汽车，有的纪念的是人物，有的纪念的是时代，有的甚至纪念着汽车模型本身——绿色的劳斯莱斯是电影《列宁在1918》里列宁的座驾，但影片却刻意隐去了这部车的品牌，为的是不让资产阶级的标志性产物影响刚刚树立还不稳固的革命信念；三个轮子的奔驰一号车采用了镀金的车轮辐条，是为纪念人类学会的新的行走方式；2020系列的越野车，挂着标准的军车牌照，让30岁左右的人穿越回自己的峥嵘岁月；由车模顶级品牌富兰克林复刻的福特T型车模型，不仅为了纪念世界第一种由工业流水线生产的汽车，也为了纪念第一部汽车模型——福特当年为了促销T型车，别出心裁地以钢铁为材料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车模、T型车的车模，使自己成为发明汽车模型的品牌，也使得自己的T型车成为世界上率先登陆办公桌或展览柜的车型。每个车模，都是流淌着的历史的备份，顺着这份活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见汽车长大的过程：如何学会了走路、如何学会了奔跑、如何分出了阶级属性、如何推进了社会发展……
卡车、轿车、巴士、越野车，在董老师这里不分种族，只以其所寄托的文化内涵论资排辈。如此，布加迪只能定位在墙角的地面上，而玻璃柜里高高在上的，可能仅仅是一部嘎斯越野车。显而易见，车模脱胎于真实汽车，却不是真车的傀儡，它是独立自主有生命的，有自己成熟完整的评价体系。可以说，董老师倾情缔造的“汽车世界公园”里，每一件藏品，都是一座汽车的纪念碑。正如董老师和收藏家协会定义的那样，车模是一种可贵的、高雅的、有意义的收藏品，为它付出是值得的。
一生一世只做一事，努力拼搏做到极致
董老师的成就是注定的，因为他有“一生一世只做一事，努力拼搏做到极致”的信条。部队司务长、饭店经理、自由创业是他的人生三级跳。每一步都踩得扎实，每一步都朝着一个方向，于是，他总是打破同行的纪录，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标高。
在部队时任司务长时，他的兵就总能吃香喝辣——司务长管理着战士们的一日三餐，虽然每个部队的伙食资金配给都一样，但具体哪个部队战士们更有口福，就看哪个司务长更有本事了。董老师不甘于做每天只会花销伙食费的“会计”，开始大力开源。于是在部队从吉林拉练到内蒙时，他提议在空载的炮车里顺便装上吉林出产的煤，卖给当时还很缺过冬煤的内蒙，最终换回了那里生产队养的牛和羊；部队菜场种菜，别人想当然施的都是厕所化粪池里最唾手可得的“有机肥”，他请教了农大老师，深挖了化粪池底肥力更足的腐殖土；发现部队种的蔬菜比不上自家蔬菜口感，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找到了品种更为优良的菜种升级了部队原先种植的老旧版本的蔬菜……
在北京国际饭店任高管期间，他开发了向门口趴活的出租车司机卖盒饭的生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是一个创举，同时也开了大饭店正规军“打游击”的先河，生意火爆，为员工赢得不少额外福利，还成就了《中国经营报》一篇大专题；展露经营天赋后被派往天津拯救一家亏损到朝不保夕的饭店，他又开创了服务换广告的战法，请全国多家媒体的主编去天津免费度假，以精心整顿后的服务为拿不出一分广告费的企业换回大量口碑，一年之内让企业营业额冲破了八数位，上升了一个数量级。
正是在这人生高峰时刻，他毅然辞去了天津这家饭店的总经理职务，沿街推着自行车叫卖起了车模，弄得很多亲友以为他被单位炒了鱿鱼。实际上，这只是他在适当的时机校正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而已——上世纪70年代，还在部队当司务长时，他就与汽车模型“私定了终身”，认准了一辈子要在汽车模型方面搞个名堂出来，只等合适的机会——当时，部队要协助长春电影制片厂完成一部影片的拍摄，负责保障的董老师与各式各样的道具汽车“耳鬓厮磨”了多日，而后把对汽车积累的情感转移到了朋友从美国带给他的富兰克林出品的1930年凯迪拉克车模身上并最终将这种情感定型。尽管日后每接手一份工作董老师都全力以赴，但他业余时间都在为自己的“真爱”做着功课。于是，有了董老师的今天。
与董老师“一生一世只做一事”的守则遥相呼应互为表里的，大概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说的，“人生为一大事来”了。以此精神脉络来梳理董老师的足迹，不难感受到那种将他引向成功的力量。我想起了董老师众多车迷朋友中的两位——一位是身患糖尿病的老者，家住数十公里外的石景山区，却每周都坚持骑自行车赶到三元桥与董老师讨论车模；另一位是个车迷青年，从小受益于车模，在车模的引导下考入了清华大学车辆工程专业。这些令我更加确信，围绕着车模的人，一定都在分享着同一种精神力量！
